卷三你是我的一滴汗第3页_我曾在深夜痛哭，想和你聊聊人生_刘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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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你是我的一滴汗（第3页）

“……”

“方鹏，我跟你说，你如果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我们就好好地在一起，如果你看我烦了，或者看着别的女孩子更好，只要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不会拦着你，因为我觉得，那是我不够好，或者是我们俩的缘分已经尽了，我不会强留一个不爱我的人。但是你不要脚踏两只船，哪怕是逢场作戏也不行，这让我觉得脏。方鹏，张倩他们都劝我，说你既然没做过什么，那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说我们毕竟在一起两年了，能不分还是别分。但是，我就不要。我知道，也许将来我不会这么犟，可能等我们结婚生了孩子以后，我甚至可能可以容忍你出轨，但是我今年只有22岁！我就只想要一份简单的、干净的、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爱情！方鹏，我这次原谅你，并不是我真的原谅你了，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回到之前的样子，因为我的心已经被你伤到了。我还和你在一起，是因为我真的爱你，我离不开你，你懂吗？我爱你，但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！方鹏，如果开学这段时间，我看到你和吴姗姗有哪怕站在一起过，我都不可能再接受你，我宁可一个人天天躲在被子里哭，想你、恨你、梦见你，我也不会再回到你的身边，我会躲着你，即使遇见你，我也不会看你，对你笑，跟你说话。即使你是我心里的一道疤，我也只会做你的一滴汗，没了温度，我只会冰冷地从你身上滑落，你感觉得到也好，感觉不到也好，我都会从你的世界彻底消失，你懂吗？”

我和小伊好不容易又在龙王港附近租到了一个单间，小别胜新婚，我俩那段时间过得跟蜜月似的，大四课本来就不多，没课的时候，我俩就腻在一块儿，说情话，写情书，其他时间，小伊除了准备研究生考试，还顺带着进修了厨艺，并逐渐有了两个拿手菜，一个是煮大虾，一个是煮丸子。我们经常让老二他们每人交20块钱，买一堆大虾和丸子，小伊负责把它们煮熟，然后我把它们端到出租屋的天台上，大家啃虾吃丸子喝啤酒说笑话。那时候我们都特别爱说笑话，说什么大伙儿都能笑得前仰后合的。我现在经常能回忆起当时阳光灿烂的画面，但是我们说过的笑话，现在竟然一个都记不得了。

大四过了没两个月，我接到了柳哥的电话，问我要不要来电视台实习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

柳哥跟我说，节目组之所以选中我，是因为他极力推荐，说我德艺双馨、色技双绝、写得一手好小品、给个麦克风还能唱两句，是个不可多得的电视人才。后来干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，是当时台里要扩版，原有节目组都在超负荷工作，于是纷纷去高校找一批大学生进来，能培养就培养培养，培养不了，干干杂活打打下手总可以，反正不要钱。

但当时我的脑子可没这么清醒，做电视虽然不是做电影，好歹也接近我最初的梦想，何况当时湖南卫视已经有几个颇有影响力的节目，“电视台实习编导”的名头在一个大学生的眼里，远比“中科院院士”要牛得多。我只觉得满腔干劲儿，一个金融专业的学生心中萌生了远大的电视理想。在我第一次走进湖南广电中心大门的时候，脑海里回荡着《问天再借五百年》的旋律，我对自己说：“我一定要做全中国最牛的电视导演！”

我被柳哥领进了节目组办公室，基本上，看上去，和我们辅导员的办公室也没太大的差别，只不过稍微杂乱一些，墙边拐角堆着花花绿绿的泡沫板和残破道具，最东边是一排铁皮文件柜，柜子顶上有一些奖杯，都落着灰，显然屋里的人也不太在意这些。柳哥把我领到制片人王萍姐跟前，“王萍姐，这是南湖大学的方鹏。”

“哦，见过，一直帮我们组织观众的嘛。”王萍姐很和气地说，“你学什么的？”

“我学金融。”虽然我不太喜欢自己的专业，但说起它的时候，还是很自豪的。

“学金融，专业很好啊，为什么想做电视呢？”

“我喜欢这行。”我很认真地把我怎么想考北电，又怎么被我爸黑掉的故事给王萍姐讲述了一遍，“我在学校也一直做话剧团，我写过很多原创小品，我还是音乐协会的，我还写过歌，我还泡BBS，我在寒潮论坛连载小说，点击量已经好几千了。”

“嗯，不错，小才子嘛。”

“Wherewhere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我在当年，给点儿阳光就嘚瑟。

王萍姐把我分给了一个叫徐柯的编导。徐柯，上海籍，来长沙多年，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长沙话，两种方言说快了我都听不太懂，我给这个节目组织观众的时候经常看他打电话，没一次听出来他说的是什么，所以在所有编导里，他是给我距离感最大的一位。但有一点我知道，他是一位非常牛的编导，有能力，有想法，做过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大节目，领导把我分给他，是我的福气。

但对徐柯来说，分给他一个毫无经验的实习生，和福气完全不沾边。徐柯有些洁癖，办公桌向来是自己收拾干净，不像别的编导，可以打发实习生去倒倒垃圾、擦擦桌子。徐柯抓耳挠腮半天，终于琢磨出一个给我打发时间的活儿——看观众来信。2003年说来也不算太早，电脑和网络已经比较普及了，但那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有很多还是很愿意给电视台栏目组写信的。徐柯给了我一个纸箱子，里面满满当当有好几百封观众来信，这只是半个月的量而已。

观众来信基本没人看，一方面是因为节目组人手不够，另一方面，是这些信绝大多数都没有看的价值。我在看了1000多封观众来信之后，把这些信基本分为三类：

第一类反映社会问题的，谁贪污了，谁腐败了，把这种检举信寄给娱乐节目栏目组，要么是病急乱投医，要么是压根儿没搞清楚状况。这种信，你看个开头就可以直接扔掉，反正没人会管。

第二类是对节目组表达喜爱，或者憎恶的。这种信，看个开头也可以扔掉，因为无论是喜爱或者憎恶，不是“脑残粉”，就是“脑残黑”，从不会提任何实质性的意见。

第三类信，是要转交给徐柯并且在节目组传阅的，这一类信叫作“奇葩”。100封里能出个一两封，属于百里挑一的奇趣文章。比如曾经有位湘西的大叔，写了满满20页的情书给我们的女主持，在信里，他亲切地称那位女主持为“二姨太”，而我台另一位女星，则是他的“正房”。这位湘西大伯用神一般的想象力，描述了这两房老婆之间争风吃醋的细节，并且向“二姨太”信誓旦旦地保证，自己虽然把正房的名分给了别人，但最爱的却仍然是她，希望我们的女主持把心放宽一些，以大局为重……这封信在节目组被争相传阅，那20张劣质信纸都快被揉烂了。

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，从一堆信件之中翻出一些可笑的玩意儿，供办公室里的老人儿们乐呵乐呵。这工作毫无意义，但我当时却并不以为然，甚至颇为骄傲，那是一种身份和智力上的优越感，以及因这份职业带来的虚荣感觉。我为了这件一文不值的事情，每天早早起床，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，从大学城赶到广电中心，在那张吱嘎作响的木头椅子上一坐就是八小时。每天回到出租屋，我都是风尘仆仆、身心疲惫，小伊会很贴心地帮我捏捏肩膀，然后听我说今天读到的极品观众来信。我觉得我们就像社会上的小夫妻一样，朝九晚五，过着日子。

说说小伊怀孕的事吧。

那是在秋老虎快要过去，天已经差不多凉了的时候。一天晚上，我正独自一个人在“学友”网吧上网，玩着一个叫泡泡堂的无聊游戏，操纵着叫“喜丢丢”的蘑菇小人满世界乱窜。突然手机响了，电话那头是柯依伊同学带着哭腔的撒娇声：“公啊……我……我有了……”

当时，我正叼着烟卷玩得开心呢，一局没结束，我的心思还不太在电话上，“有什么了？”

“有了……就是有了啊……公啊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