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祸（三）--临安十八年第1页_太平记_孔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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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祸（三）--临安十八年（第1页）

文祸（三）

---临安十八年

“金人不可信，和议不可恃，相臣谋国不臧，恐贻后人讥。”

当岳飞写下这四句话的时候，时间已经到了绍兴八年，同时，这也是秦桧自绍兴元年拜相以来的第八个年头，当时，大概很少有人想到，他将要打破蔡京的纪录，成为赵宋开国以来在职时间最长的相臣。

前一年，是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们取得重要成功的一年：河南旧地，似乎可以通过谈判要回来了，徽宗的灵枢，据说金人也愿意还回来了，开封城中的血火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，就好象高粱河畔的血火已经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情一样，也许，只要给那些不爱惜身体发肤的蛮子们一些岁赐，一切，又能恢复成过去那样？

但就是这一年，奉旨前去谈判的王伦，带着金人使节回到了临安，傲慢的来使高高的站着，他要求赵构跪下，他说，他来，是为了“诏谕江南”。

已经没有什么宋国啦，只有还没归服王化的“江南”，现在，诏书来啦，跪下吧，听着吧！

岳飞愤怒了，他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“金人不可信，和议不可恃”！

他记得历史，却忘了现在。他清楚的记得海上之盟和太原城，却忘了先去打听皇帝的态度，忘了在上书前，先去分析、掂量、盘算和计较。

……所以，他只是一个将军，一个当时最优秀的将军，一个即将在四年后，被送进风波亭的将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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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一年里，岳飞的上书当然是最醒目不过的。与之相比，这年还有一位叫胡铨的编修官，也曾经上书赵构，力陈议和之害，就较少的为今天的人们所注意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要着眼于南宋文祸的话，这却是不容错过的一件事情。

因为，把“莫须有”三个字演化到了极点的“临安十八年”，正是以这件事为发端。从绍兴八年，秦桧以“狂妄凶悖”之名治胡铨以罪开始，高呼“男儿当为天下奇”的王庭珪，黯叹“天意从来高难问”的张元幹，“非笑朝政”的胡舜陟，“鼓唱浮言”的张九成，“讥讪”的李光，“朋附”的胡寅，声讨“夏二子”的吴元美，阐发“子不欲阴中人”的程瑀，誓言“九死以不移”的赵鼎，指望赵构“谨察情伪”的张浚……因着种种最奇诡不过的逻辑和论证，一一倒下。直到绍兴二十五年，秦桧去世的前夜，他还在审订赵汾“大逆”案的名单，要把“使行人到此，忠愤气填膺，有泪如倾。”的张孝祥勾兑入案，杀之而后快。

对此，清赵翼描述为：“秦桧赞成和议，自以为功，惟恐人议己，遂起文字之狱，以傾陷善类。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，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，无不爭先告讦，于是流毒遍天下。”

到最后，就连这个生逢“盛世”，亲眼见证了乾隆文狱的赵翼赵云崧，也不由得为之感叹：“其威焰之酷，真可畏哉！”

……是为，临安十八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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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，在宋朝的时候，把重要的姓名，写在书房的屏风上，是上层社会中很流行的一种习惯，比如说，某位曾经吓得周邦彦钻床底的大人物，就曾经把宋某、田某、王某和方某这四个名字写在屏风上，生怕忘掉。

这天，在一德格天阁里，秦桧静静的坐着，一边翻阅最近送来的报告，一边梳理着自己的思路，过了一会，他站起来，用他那极有名，极漂亮的字体，在屏风上慢慢写下了三个名字：

赵鼎、李光、胡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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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鼎，曾与秦桧同为相臣，李光，曾任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总理，都是与秦桧长期纠缠，足以对抗的敌体，能和他们的名字这样列在一起，对胡铨其实是一种荣耀。

绍兴八年，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，针对“诏谕江南”的金人，上抗疏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。

当时，王伦宣传说：“我一屈膝，则梓宫可还、太后可复、渊圣可归，中原可得。”对此，胡铨尖锐的指出：“自变故以来，主和议者，谁不以此说陛下，然卒无一验！”警示赵构说，如果合作，最大的可能就是“如刘豫也哉”，成为与伪齐帝刘豫一样，生死进退皆操人手的傀儡，在最后，他更大声疾呼，“臣有赴东海而死耳，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？”

胡铨的高呼，使他一夜间声振天攘，却也使他一夜间简在相心。秦桧的打击既快又狠，立刻就以“狂妄凶悖，鼓众劫持”之名，将他南贬福建为签判。为胡铨送别的陈刚中，刊印抗疏的吴师古，也被先后贬流。而或者是一德格天阁内那扇屏风的提醒，胡虽已南，秦未相忘。绍兴十二年与绍兴十八年，秦桧又先后两次下手，先把胡铨贬到广东，然后逐去了海南。

胡铨南贬，站出来说话的人并不多，但也始终都有，王庭珪写诗送行，说“痴儿不了公家事！”，张元幹为他叹息，说“天意从来高难问。”一个明斥秦桧，一个暗讽赵构，皆被处置。

王、张虽然蒙祸，但他们的观点原是如此，正如“种桃”之案，也算求仁得仁。倒是胡铨由新州而之海南的过程，才是和“种豆”，和“清风不识字”一样，是我们比较熟悉的，那一类“无中生有”的文祸。